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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琦先生的考古人生——解廷琦:中國北魏考古學家、司馬金龍墓和方山永固陵發掘研究的主持者
作者:胡平 來源:本站原創 時間:2019-5-8 11:17:39 點擊數:(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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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董壽平美術館

【編者按】

一生唯一念  

央視近期播出的大型文博類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板漆畫,作為省博推薦的三件山西珍寶之一驚艷亮相。抖落歷史的塵埃,我們更加懷念那些曾默默奉獻在三晉文博戰線的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他們消逝在歷史星河中的背影,為山西乃至中國考古史標注了閃光的一頁。我國北魏考古學家、山西文博事業的先驅者、司馬金龍墓和方山永固陵發掘研究的主持者解廷琦先生,無疑是他們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新中國考古史上,上世紀50年代初舉國家之力在北大燕園舉辦的四期全國文物考古工作人員培訓班,被公認為考古界永遠的“黃埔四期”。接受這場“文化盛宴”洗禮的山西18名學員,迅速對全省文博領域“一窮二白”的人才結構形成強力支撐,成為成色十足的“老班底”。從二期培訓班走出的解廷琦、楊富斗、解希恭三位先生,分別成為大同、侯馬、臨汾三個山西重點文物區域的領軍人物和知名考古學家。他們在不同考古領域跋涉前行,一步一個腳印地建構著山西乃至中國考古學的未來,延續著三晉文明的厚重歷史。作為山西文博事業的拓荒者,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世人所熟知,但其艱苦樸素、秉遵真理的人性光輝和躬行力踐的可貴精神,將穿透時光,擁抱與之同行的后學。

一生唯一念?;贗㈢壬?/span>60余載文博人生,先生以參加太原晉祠附近的古墓清理工作而開始他的研究生涯,以主持司馬金龍墓和方山永固陵的發掘研究著稱于世。畢生定心致力于龐雜的古物整理,所渋領域縱穿史前至遼金,橫跨考古與陳列,面對其煌煌學術成果,我們不禁感慨,這需要怎樣的沉淀,又需要何等的情懷。嚴謹務實的治學精神,樸素執著的淡定從容,不負華年的深刻自省,也許是先生留給人們最大的遺贈。由此我們這樣感悟,山西老一代文物工作者仿佛來自歷史深處,他們的篤定擔當和由衷堅守,早已超越了作為一個學者的存在,個人的榮辱得失是何其單薄,凸顯了人生本來的華美和厚重。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曾說,一個人的工作成績就是他最好的紀念品。我們寄望,在三晉大地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豐饒的文物熱土上,年輕的后進能在老一代文物人滿噙希冀的目光中踏肩前行,使山西考古學圣火薪火相傳。

轉眼間,大同博物館老館長解廷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快兩年了?;辜塹迷誒瞎莩とナ籃蟮牡詼歟?/span>2017年10月21日),我與博物館的部分老同志相約到家里來做最后的告別。座談中,我們了解了他的退休生活,追憶了他在博物館工作四十多年的情景……回到家中,心情久久難以平復,于是當天中午發了微文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省內外文博界、考古界許多老專家、老同事看到微文之后紛紛表示哀思和悼念。微文內容如下:

一年前的今天,2016年10月21日應大同博物館之邀,著名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衛奇先生來大同做題為《桑干河盆地——東亞古文化的搖籃》的學術講座。下午休息時,我和大同考古所所長張志忠商量,晚上把解廷琦先生和張暢耕先生請過來,讓這三位老朋友、大同地區的考古老前輩會會面。隨即電話打到老館長家里,館長老伴接到電話說:“小胡(當年稱呼),老解體力不支,實在不能赴約。我待會兒告訴他,老解準會高興的,我代老解謝謝你們了!”轉眼一年后的今天,老館長走了。

老館長一生跑遍大同地區的山山水水,為博物館事業、為終愛的考古專業奉獻了一生。史前考古是先生研究關注的一個領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先生首先發現青瓷窯遺址,并組織了隨后的發掘工作。八十年代初,在發掘大同小站遺址時,先生始終站在一線。許家窯、高山等大同所有遺址,都留有先生的足跡。此外,大同左云、新榮恐龍化石地點,先生曾多次踏足,或獨立或配合省上、國家完成多項調查采集工作,許多研究成果都及時見諸報刊雜志。

先生作為中國北朝考古先行者、北魏研究大家,其主持的司馬金龍墓、方山永固陵的發掘研究,為我國魏晉南北朝考古作出了巨大貢獻,上述發掘研究報告長期作為全國高等院??脊拋ㄒ到萄Ы灘陌咐?,供廣大師生研讀。另外,遼金元考古是先生關注的又一板塊,在這一領域先生也是收獲頗豐。大同作為北魏遼金考古重要地域,地下文物蘊藏極為豐富,每年配合基建有大量工作,常年的野外調查發掘,練就了先生能走路、能吃苦的本領,也造就了先生堅韌不拔的個性。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博物館事業發展壯大,館里先后來了不少年輕人,人才培養成為當務之急。先生采取引進來、送出去;參會議、參展覽;辦文展特展、定期業務學習等形式,為培養后學,營造了風清氣正的工作學習環境。九十年代初,老館長退休后還時常關心博物館的發展,堅持收集資料定期整理,常年筆耕不輟,讀書剪報成為其終身的習慣。

先生卒年85歲,從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載,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為大同文博考古事業奮斗了一生。先生是北魏考古大家、大同博物館事業的開創者,更是大同考古第一人。得識先生四十載,殷殷教誨,歷歷在目,悲痛之情無以言表。今天,我們懷念先生,祝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安息吧!

胡平  2017年10月21日中午寫于石屋

老館長字子壁,1932年出生于山陰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幼時隨父遷居大同,考入大同師范學校。1953年以文化人身份入職大同市古跡保養所(云岡石窟研究院和大同市博物館的前身),1960年出任大同市文物陳列館副館長,1984年任大同市博物館館長。入職當年,受市文管會派遣,參加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全國文物考古第二期培訓班,學習考古學史、考古學基礎和田野發掘的要領。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這次培訓,作為中國考古史上一場空前絕后的“救火”行動,當時留在大陸的文物考古學界權威專家學者幾乎都參與了授課,如郭沫若、裴文中、賈蘭坡、夏鼐、蘇秉琦、安志敏、梁思成、啟功、宿白、郭寶鈞、閻文儒等。參加培訓的89位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山西學員有張德光、楊富斗、解希恭。全國文物考古第二期培訓班,后被稱為中國考古界的“黃埔”二期,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后來成為文博大家或知名考古學者,老館長就是其中一員。

田野實習是考古訓練的關鍵環節。老館長曾在考古學大家裴文中教授的帶領下,先后赴河南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和鄭州二里崗,學習燒溝漢墓和商代古文化遺址的不同發掘方法,正是在這里,先生開闊的考古視野得以啟蒙,專業的考古理念進一步確立。學成歸晉后,先生于1954年被省文管會崔斗辰主任抽調至省文管會勘察組。意氣風發的先生率隊在太原晉祠、忻縣、臨汾參與發掘古代文化遺址三處及古墓葬二十余座,發表于《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的《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廟遺址清理簡報》,便是先生的發軔之作?;贗H紊轎魘∥墓芑崠笸鏌扒謇磣樽槌ず?,先生馬不停蹄地率領清理組成員邊成修(文化部第三屆文物考古培訓班成員)、張秉仁等人,對云岡石窟附近的南梁新石器時代遺址以及包括大同北郊臥虎溝小型遼代墓葬、西南郊十里鋪遼墓等在內的遼代系列壁畫墓等進行了深入發掘研究,先生撰寫的《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遼、金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6期),正是這一時期大同考古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1958年,先生主持發掘了元代道士馮道真墓,轟動了當時中國考古界,該墓出土了一批珍貴精美的元代鈞瓷和漆木器,墓室四壁和券頂繪有精美的壁畫,《文物》1962年第10期刊發了先生的《大同元代馮道真、王青墓發掘報告》。隨著一批古人類文化遺址的相繼發掘和馬家堡遼墓精美琉璃棺、五里店元墓影青廣寒宮瓷枕的驚世呈現,先生率領大同第一代考古人篳路藍縷,為大同考古打開了新的局面,受到了全省乃至全國考古界的矚目。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先生他們這一代學人,經歷過磨難后,大都進入了不惑之年,但其內心的工作熱情卻有增無減。這個時期,大同博物館事業也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創期,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期和歷史跨越期。

這個時期,據不完全統計,由老館長執筆撰寫的標志性論文、發掘報告,在國家級專業核心期刊相繼發表的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大同金代閆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4期),《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大同市郊出土北魏石雕方硯》(《文物》1979年7期),《大同薄伽教藏殿的經櫥和塑像》(《遼金史論集》第6輯),《華嚴古剎》(《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第1期)》),《魏都平城》(《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與同行學者合作發表的文章較重要的有:《大同青瓷窯舊石器遺址的發掘》(《人類學學報》第2卷第3期),《大同湖——雁北歷史上的一個湖泊》(《地理知識》1977年第8期),《山西大同高山鎮之細石器》(《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大同小站的舊石器》(《人類學學報》第5卷第4期),《白登考》(《晉陽學刊》1981年第4期),《山西大同市遼代軍節度使許從赟夫婦壁畫墓》(《考古》2005年第8期),《山西大同市遼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第8期)。先生撰寫的《明代的大同城》《關于歷史文化名城大同發展方向的探討》,分別在山西省考古學會首屆年會和第二屆年會上被作為重點論文予以宣讀。

這個時期先生主持和參與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科考項目有:大同火山群考察,大同舊石器遺址系列調查發掘,大同恐龍遺址群調查發掘,大同方山永固陵、方山石窟寺、方山思遠佛寺考察發掘,渾源西漢畢村木槨墓發掘,平朔露天煤礦生活區漢墓群發掘,新添堡遼代許從赟夫婦合葬墓發掘,大同南郊電焊器材廠北魏墓群發掘,全國首次長城普查(大同段),全國文物普查(二普,大同境內)等。同時期配合基建,組織發掘了數以千計的墓葬、窖藏和遺址,自辦和引進各類展覽30多次,包括書畫展、瓷器展、通史展、契丹女尸展等。舉辦了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和厚重文化內涵的《北魏出土文物專題展》《遼代西京文物展》《大同地區出土化石專題陳列》等,在省內外博物館界聲名遠播。

山西考古界的研究與發現,是二十世紀山西學術界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這對中國北魏遼金史研究和大同古城復興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先生作為我國北魏考古的開拓者和山西文博戰線的先驅者,其考古人生與山西文博事業及大同考古事業的演進歷程緊密相聯,他為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那個時期無論是舉辦展覽,還是調查發掘野外墓葬遺址,沒有專項經費,沒有野外補助,也沒有交通運輸工具,工作立項后,全靠自己找人、找錢、找支持。后來據先生回憶,司馬金龍墓的發掘在1965年12月,天寒地凍,是因冬季修水利工程而發現的,棺床石碑和數百個釉陶俑全是在村民幫助下一件一件從冰泥里掏出來的。當年發現墓葬的報告者——四清工作隊駐村隊長老干部姚尚文同志(后任大同化纖廠勞資科長),對先生尤為尊敬,后來他們常來常往,成了忘年之交。方山永固陵(1976年)和思遠佛寺(1981年)的發掘,還有大同青瓷窯和大同小站舊石器遺址的發掘都屬于主動發掘,因為沒有經費,先生多次往返駐同部隊,請求協助。當年駐同69軍政委郭雙林同志,就在多次交往中與先生成了好朋友,筆者也多次隨往,每次都受到熱情款待,他還積極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先生說,方山永固陵數十噸石雕精品,全是部隊戰士人拉肩扛抬下山的。

先生親自主持和安排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大同考古發掘、發現,受到省文管會(省文物局前身)的高度關注,走在全國前列,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和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的發掘及發掘報告的發表,轟動了考古界。兩篇報告被寫入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83年改系)最早的魏晉南北朝考古教材(油印本),作為典型案例供師生講授研讀。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學考古系進修,談及當時的大同考古成果,中國佛教考古大家宿白、石窟寺研究專家閻文儒、古生物學專家甄朔南諸先生都稱道有加,并關切詢問老館長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1971年,國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宮慈寧宮舉辦中國文革出土文物展,先生攜帶60余件司馬金龍墓及南郊北魏遺址出土文物參展,為大同乃至山西省贏得了文物大市(?。┑娜儆?。1988年受國家文物局委派,先生任中國文物隨展第二組組長,參加了日本國奈良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期間,先生應邀訪問日本僵原考古所、廣島大學考古研究室、國立奈良博物館,受到了日本天皇明仁夫婦的接見,擴大了大同北魏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由于先生對中國北朝考古的杰出貢獻,他當選為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中國遼金史學會理事、山西省考古學會理事、山西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大同市文化歷史名城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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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先生(中)在日本僵原考古所考察

作為一個地方考古學者,想出成果就必須拿到第一手考古材料,野外調查必不可少,尤其是史前考古。先生作為大同受過正規田野考古訓練的第一人,馳騁田野40多年,足跡所至遍及大同南郊區、新榮區、礦區和大同縣、懷仁縣、渾源縣、左云縣、陽高縣等地。我至今清晰記得,與先生就“泥河灣”舊石器考古專題,跋涉于桑干河流域的溝溝坎坎,或席地而坐,或掏筆便記,采集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史前考古標本。對地質學、古生物學和考古學廣泛地調查發掘,成為年復一年的工作常態。大同青瓷窯舊石器遺址的發掘和陽高許家遺址的發現,是繼山西丁村遺址之后,在我國發現的兩處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重要遺址,中國史前考古巨匠賈蘭坡、石興邦、裴文中、安志敏等先后實地踏勘,先生多次隨同。特別是陽高許家遺址的發掘,出土人類化石9件,石制品3萬多件,哺乳動物化石20多種。其出土的化石數量上遠遠超過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是直立人向早期智人過渡和建立東亞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模式非常難得的實證資料。有的專家認為“北京猿人”遷徙來到許家窯,“許家窯人”就是“北京猿人”后裔,這一說法在學術界廣為傳播,影響遠至國外。這一重大發現一度作為中國科學的一項成就對外進行宣傳,書寫下大同史前考古的輝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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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賈蘭坡(左三)、解廷琦(左二)在大同九龍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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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裴文中(左三)、安志敏(左四)、呂遵諤(左五)、解廷琦(后排右一)、衛奇(后排右二)在大同上華嚴寺

大同在文博考古界影響力的擴大,吸引了國內外許多名人、學者前來參觀交流。大同博物館與外界有了更多的業務聯系,同時和國內一些知名科研院所建立了協作關系,諸如國家歷史博物館、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先生也與省內外專家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中國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教授夫婦、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李石英、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員陶正剛和戴遵德專程造訪先生的故居——大同城區南寺街2號院,中國文物屆泰斗宿白、古文字學家張頷、陶瓷考古專家水既生、河北文保所研究員張守中、紐約大學美術學院東亞研究學者林露斯等人與先生經常書信往來,就學術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作為大同博物館事業奠基人,文物?;ぱ芯考安┪錒蕕某鋁猩杓?,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先生一手籌建了大同市文物陳列館、大同博物館,并推動了大同新添堡遼墓的陳列、開放等工作。主持市博物館工作30余年間,先生和他領導的博物團隊,通過征集收購、群眾捐獻、考古調查、單位移交等方式,收藏各類珍貴文物3萬余件。先生親身參與發掘的許多出土文物不僅成為鎮館之寶,有的還蜚聲中外,奠定了大同博物館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地位。作為“掌舵人”,先生于1960年和1980年曾先后兩次領導并進行了大同市文物普查工作,對全市文物家底和精品的分布了然于胸。

在中國北魏考古史和北魏歷史文化研究中,先生的名字往往和司馬金龍墓、方山永固陵連在一起。先生用窮盡一生的感悟和至精至巨的研習,在調查發掘和文物普查工作的堅實基礎上,對大同北魏建筑遺存及眾多北魏基葬進行了系統研究,將復雜的考古現象加以關聯,最大程度地勾勒和復原了魏都平城的建造框架,揭開了1500多年前北魏皇家陵園群的神秘面紗。平城遺址和方山永固陵,分別于1988年和2001年進入全國重點文物?;さノ恍蛄?。先生對此作出的貢獻,將永遠被歷史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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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俞偉超(左五)、解廷琦(左四)考察大同平城遺址

文物?;す芾硎遣┪錒莨ぷ髦刂兄?,更是先生心中最大的牽掛。文物?;ひ踩煽?,文物管理賬物要兩清。當時,大同博物館設在下華嚴寺內,文物庫房就是臨建的五間南房,條件非常簡陋。文物庫是老館長最為關注的地方,一絲不茍的他幾乎天天下班前都要親自檢查,看看門窗關好沒有,鎖子鎖好了沒有。尤其每年春節上午和晚上必來,親自去把柴碳蓋好,以免晚上煙花引燃造成失火。文物管理條件不好,但是管理標準在同級博物館中是較好的。文物入庫制定了六原則:鑒定、清單、上賬、清理、編號、上架。這一館規沿用了多年,總把關人就是先生。他還獨創了自己的解氏文物麻紙折包法。文物庫房是最重要的地方,也成為了博物館最整潔、安全的地方。經先生多年持續奔走呼吁,大同博物館(舊館)擴建工程于1992年立項,1994年正式完工。

先生性情淡泊,治學嚴謹,終身致力于考古資料的整理和研究。作為一名專業考古人,先生是一位難得認真做學問的人。先生常講,一份材料出一分貨,任何結論都應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證據之上,敘述語言必須樸實無華。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的治學方法,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治學態度,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學風。老館長的辦公室,始終向所有熱心文物?;さ睦捶謎叱?。老館長辦公室(下華嚴寺西廂房),擺放著老式簡單的辦公設備,超大的案頭(辦公桌)上,碼放著文博類書籍、雜志、報刊,整齊有序,所需資料信手拈來。冬天了,地上的火爐暖烘烘的,下班了,辦公室的燈還亮著,一個人心無旁騖地默默埋頭分析和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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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早期工作照

先生會踏勘、會整理、會?;?、會研究、會辨析,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長期考古實踐中,潛心廣延人才、培植新秀,厚植的沃土和栽下的桃李,為大同博物館事業薪火相傳立下了堅固的根基,使后來人受益無窮。那時博物館人少,在職業務干部每月固定人手兩冊《文物》《考古》。外出培養業務干部是需要拿錢的,雖然類別不同,形式不同,但錢是必要的。先生在這上面費了不少腦筋,他爭取年年有,博物館大多數老同事都享受了這一福利。博物館只要有人寫文章或做業務方面的事情,老館長總會安排照相、繪圖、資料、庫房一路跟進,扶掖備至。濃厚學術氛圍的營造與熏陶,文博人才的長期儲集與培養,使大同博物館考古部成為當時晉北田野考古前線一支重要的“生力軍”,溫和的先生成為館內眾多后學者的良師益友。

先生1993年退休后,仍對他一生鐘愛的文博事業念念不忘,他對大同平城文化的思考從未停止,孜孜不倦地在學術領域耕耘。退休那年,先生和省考古所王克林所長共同主持了云岡石窟窟前遺址挖掘,蘇秉琦、宿白、徐萍芳、俞偉超、張忠培等著名學者親臨現場指導,發掘成果被評為“1993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對每一個墓葬和每一處墻基皆如數家珍的先生,退休后的一個重大心結,是如何整理大同幾代考古人的研究成果,分析總結大同考古五十年的實踐,以期昭示后人。先生以驚人的毅力,撰寫了《大同考古五十年》大型總結型學術文章,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秦漢時期、北魏時期考古、唐遼金元考古五個單元,對大同考古五十年的成果和經驗予以里程碑式的回顧和總結。先生撰寫的《風雨相伴五十年——我和大同博物館》(《文物與收藏》2009年3期),表達了對山西文博事業和大同博物館難以割舍的感情,掩藏于胸的拳拳之心躍然紙上。他從未間斷對山西博物館事業發展的關注,傾力為大同博物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還時常參加一些與文博事業有關的社會活動。先生耗盡心力,為大同御東博物館新館布展提出建議,撰寫了詳盡的《大同市博物館大事記(1958年至1993年)》,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直至病危時,已經手難握筆的先生念念不忘的依舊是他魂牽夢繞的大同古城,先生飄散在歷史星河中厚重的歷史感,將穿透時光,擁抱與他同道而行的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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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宿白(左四)、解廷琦(左三)在云岡石窟窟前遺址發掘現場

先生常說,作為一名優秀文物工作者,要始終和社會潮流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歷史意識和人生智慧的開闊視野中觀察社會進程。老館長是一個自甘平凡的人,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畢生堅持文物科普,注重文物的社會教育功能,經常在報刊撰寫一些考古新發現、新知識、小故事,讓文物走進生活,讓大眾感悟歷史。沉靜的他不喜廣交朋友,但身邊總是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歷史學人。大約在1985年,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藏經柜佛經和館藏善本的整理、鑒定、編目等工作,是先生邀請大同文化界名流許佃璽、趙一德、陳順烈三位先生義務完成的。先生始終保持書生本色和學者風范,他同原雁北地區考古專家張暢耕先生性情完全不同,但他們之間的交往卻成為一段佳話,那時雁同如一家,許多重要的考古項目是雙方合作完成的。

“斯人已逝,幽思長存”。在三晉文博事業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回憶老館長的點點滴滴,希冀他無私奉獻的工作作風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品格得以傳承。作為山西老一輩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員,先生留給后來者的將永遠是燃燒著激情、奉獻了累累碩果的閃光一頁。

【責任編輯:董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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